对话迪耶·萨迪奇:我们终将寻回属于人类的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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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迪耶·萨迪奇:我们终将寻回属于人类的城市记忆

至今,全球各地的人们出行仍然需要保持社交距离,许多工作与社交活动也被转移至线上。当环境因素限制着公共空间的聚集,城市是否还会保持它原有的优势?英国设计博物馆名誉总监、建筑设计评论家迪耶·萨迪奇先生,和我们聊了聊新冠疫情下的城市与人。

今年年初,67岁的迪耶·萨迪奇正式卸任英国设计博物馆馆长一职,并宣布今后将以名誉总监的身份继续参与博物馆的相关工作。在他担任馆长的14年间,设计博物馆从英国泰晤士河南部的一个香蕉仓库迁移至肯辛顿地区,以全新面貌在这片众多艺术博物馆聚集的浪漫街区扎根,并选择在扩张之后首次免费对外开放。

在萨迪奇的眼里,被认定为“小众”的艺术与城市一样,都不应为任何群体设立门槛,尊重与包容才是这两者能良性发展的关键。工作与生活中,他也从未对自己设限。身为策展人的他,同时也是作家及建筑评论家。在2006年担任设计博物馆馆长之前,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建筑系的萨迪奇是建筑杂志《蓝图》的联合创始人,也担任过《多姆斯》杂志和《星期日》的主编。为什么科班出身、对城市与建筑着迷的他没有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他在多年前提供了统一的答案——他是个急性子。

因为疫情,这名热爱旅游和探索的伦敦老派绅士已经进入居家办公的第五个月。他仍在寻找一个恰当的方式来礼貌且不尴尬地结束每一场视频会议。他怀念那些博物馆等人文艺术场所对外开放的日子。尽管疫情的走向仍是未知数,对于”如果疫情防控变成常态化“的假设,萨迪奇依然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人群、交流、触摸、共享经历、环境威胁.……我们终会思考出解决方案,寻回这些属于人类的城市记忆。”

GQ报道:你说过培育一座城市需要足够的耐心,也表达过对那些热衷于开发新地标建筑的市长们的质疑。你在伦敦生活的这些年,伦敦的城市建设和街景发生了哪些变化?

迪耶·萨迪奇:在过去20年内,也许无法和上海比较,但伦敦已经在欧洲范围内变成了一座充满高建筑物的城市。一部分原因是意外,而另一部分则是在低利率时期,建设工程不仅变得更加便宜,还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不错的回报。与此同时,伦敦连续有两位市长相信,如果想要保持伦敦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它至少得有一个经济中心的样子,那就意味着高楼林立了。

GQ报道:那20年前,你最喜欢伦敦的哪一片区域或者街道,它们现在发生了哪些变化?

迪耶·萨迪奇:我依旧很喜欢泰晤士河,喜欢它在一天中随着时间变化的灯光,也喜欢它在雨后的味道。我也很喜欢布里克巷(Brick Lane)的18世纪的街道。布里克巷在金融中心的东边,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代接一代的新居住者所留下的痕迹。有时候,这些痕迹在一栋建筑物上就可以体现出来。例如法国难民在18世纪晚期修建于巷子里的教堂,这座教堂在变成为犹太教堂之后,现在是一座寺。这些不同的群体来到伦敦,为这座城市做出了贡献,并构成了一个整体,共同前进。

迪耶·萨迪奇:城市应该是一个让居民展现自我的地方。想要如此近距离生活的在一起,我们需要包容和可能性。

GQ报道:你曾表示,相比于“英国人”,伦敦的城市魅力让你对“伦敦人”的身份更加有认同感。这种本地人的强大身份认同感也许会让外国人和外地人初来伦敦定居时感到难以融入,这与你所主张的城市包容性是否冲突?

迪耶·萨迪奇:伦敦(London)和英格兰(England)是不同的。伦敦存在的时间更长,并且包含多种多样的身份。这种包容性会随着时间而变化。1938年,我的父母从南斯拉夫移民到伦敦。那时候是我刚开始上学的年纪,大家会认为我的名字很奇怪,并且难以用正确的发音念出我的名字。然而,在我女儿的时代,这些都不一样了。

GQ报道:交通和生活压力、环境问题都是“城市病”,这使得不少大城市的宜居指数在下降。但依然有大量年轻人愿意承担昂贵的生活成本前往伦敦等大城市生活。你如何看待这种城市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一座经济发达但无法服务于人的城市是否是成功的城市?

迪耶·萨迪奇:你需要问的,应该是一座城市是否能够在无法服务于人的情况下保持成功。如果它无法让市民远离犯罪与疾病,给予他们足够的安全感;如果它无法持续吸引新的人才;如果它成为了一个定格在某个瞬间的图案,那么它终将会成为一座失败的城市。就像Jane Jacobs (注:美国记者、社会活动家)之前所说的,城市不是艺术品,它永远不会完结。

GQ报道:为什么汇聚多个高科技产业总部,且具有人才多元性的硅谷被认定为是一个失败的城市替代品?

迪耶·萨迪奇:因为缺乏某些城市特质,硅谷依赖于它临近旧金山的地理位置。和硅谷一样,旧金山湾区的帕洛奥尔托和库比蒂诺被大型企业和建筑所布满。这些地方和城市不一样,它们无法提供同样程度的改变和灵活性。

GQ报道:也就像你在《城市的语言》中所说,硅谷缺少了一座城市应有的随机性与复杂性。在你眼里,伦敦的城市复杂性体现在哪里?这种复杂性如何提升了你的生活体验感?

迪耶·萨迪奇:丰厚的历史、空间的范围、以及各种各样选择定居在这里的人,都让伦敦充满了复杂性。英式料理并不出色,但是伦敦拥有全世界最好的餐厅,贵的、便宜的都有。伦敦还有各种各样的剧场与艺术。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人都选择让他们的年轻一代来到伦敦接受教育。当然,这些城市特性,如今都在被全球疫情所威胁。

GQ报道:如果疫情防护和保持社交距离成为常态,原本繁荣的城市会受到哪些冲击?

迪耶·萨迪奇:关于疫情对城市的影响,我们仍在探索的过程中。城市之前有抵御过流行病的经历,重要的是政府会如何应对这种公共危机。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富裕国家的官方政策都在尝试控制城市。举个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认为伦敦太大了,就因此鼓励市民搬离伦敦,郊区和所谓的花园城市成为了大家最向往的生活模式。然而在过去的30年中,人们逐渐发现了高密度市中心地区的品质。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的言论都是反城市化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在针对城市了,但是一切最终都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GQ报道:目前,博物馆等艺术场所都处于临时关闭的状态,开业时间也因为疫情的持续扩散而遥遥无期。作为设计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和知名策展人,你对这个行业感到担忧吗?

迪耶·萨迪奇:作为名誉总监,我依旧和设计博物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博物馆暂停对外开放之后,新任馆长Tim Marlow很好地动员了员工的斗志,现在有的员工在家里工作,有的在获得政府资助的情况下被暂时停职。通过视频会议来动员100名员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经济上,我们也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博物馆需要参观者来获得收入,四个月的闭馆造成了很大的财政缺口。虽然我们得到了政府的帮助,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说起来也挺让人难过的,那些能够在疫情期间维持运转的地方往往都是“最无聊”的,例如超市和药房,但是博物馆就只能等待重新开放。

GQ报道:许多国家在疫情期间都设立了旅行限制,让原本人满为患的旅游大国瞬间变得空旷了起来。你最近有机会路过曾经人山人海,但是如今变得空无一人的伦敦景点吗?这种特殊时期独有的城市空旷之美,是否间接证明了我们应该适当停止城市发展的脚步?

迪耶·萨迪奇:当我走过滑铁卢桥,看到从未如此清晰的天际线、感受到干净的空气时,我会有相同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是带上老花镜一样。现在,我可以听到鸟鸣,还能看到蝴蝶。古迹与空旷感的平衡,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因素。

GQ报道:虽然人们对城市的传统因素抱有情感,但是科技感与现代化已经逐渐成了人们评判一座城市的标准。在伦敦,有哪些传统因素是因为现代化而被抹去的?对当地的市民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

迪耶·萨迪奇:曾经的快餐就是炸鱼薯条(Fried Fish and Chips), 现在几乎快消失了。以前的酒吧都有非常精确的营业时间,从中午11点到下午2点半,再从下午6点营业到晚上10点,但是现在他们都是全天营业。虽然这些改变有好有坏,但是它们鼓励了一种更加非正式的餐厅文化,也打乱了夜晚安静的氛围。除此之外,购物街已经被众多品牌接管——那些让全世界所有有古驰和普拉达的城市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品牌。

GQ报道:数字化让城市不再有神秘感与匿名性,这让人们失去了在探索城市过程中所产生的惊喜感。你是如何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这种顾虑对你的个人生活体验造成了哪些影响?

迪耶·萨迪奇:在青少年时期,我通过步行、骑自行车、地铁、和公交车了解伦敦不同的区域是如何连接起来的。现在,GPS让一切都不一样了。以前,你不需要给你的朋友提前发短信,就可以直接去看看他们是否在某家酒馆或者餐厅。科技可以在生活上给我们带来许多的便利,但是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城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屏幕。

GQ报道:你在《城市的语言》中表示,北京、伦敦、东京等城市作为首都,一直享有着政治中心特有的资源和保护。你认为哪些资源是伦敦作为首都才得到的?这些资源为伦敦和当地市民带来了哪些优势?

迪耶·萨迪奇:伦敦的数据让人感到不安。举个例子,就文化和公共交通的人均经济投入来看,伦敦的整体数据远高于英格兰东北部。支持这种特殊资源的论点就和中心枢纽机场的建成差不多,那就是当伦敦拥有全欧洲最忙碌的机场时,所有英国人都会获利。然而,现实情况是,在过去的20年里,伦敦的人均GDP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状态,与英国其他地区之间的鸿沟也已经扩大,而这意味着来到伦敦定居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

GQ报道:那无法得到特殊资源的其余城市该如何与首都城市进行竞争呢?是否有成功的城市案例?

迪耶·萨迪奇:发达城市的高昂物价会让人才因无法负担生活成本而不再前来定居,也会为新商业的建成设立门槛。20年前,柏林市长说这座城市是“贫穷且性感的”,因为他在廉价的房租和废弃的工厂里看到了艺术家可以负担的便宜住所,还看到了热闹的夜店场景。曾经走向破产的底特律,流失了50%的人口数量,但是通过创意经济,它已经脱离了贫穷边缘。

迪耶·萨迪奇:威尼斯,我想体验没有人群的威尼斯。因为最近我在写一本关于前苏联建筑师Boris Lofan的书,他出生于一座叫做敖德萨的城市,所以我对这座城市也非常感兴趣。它同时也是一座标准的世界性城市,州长是法国人,城市人口中30%是希腊人,30%是犹太人,30%是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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